实践中，清晰界定农村土地财产权利非常复杂，同时也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事。农户之间土地的划分，牵涉到农村因人口增减等因素累积的各种矛盾，确权决非一日之功。
以成都为例，从2008年初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开始，花费了三年时间，几经波折才基本完成农村土地和房屋的确权颁证工作。所有土地得到清晰测量，农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房所有权、林权等得到确认并颁证到户。可见，作为农房抵押权利基础的农地确权需花大力气才能完成。
探索流转和抵押的稳妥路径
其次，在权属界定清晰的基础上，要找到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流转和抵押。尽管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说法没有依据，但对土地流转造成农民失地失房的担忧却现实存在，也是改革必须正视的。
成都灾后重建中创造了著名的“联建”模式。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户，与有意向的社会投资方缔约，在确保先为灾损农户修建住房的前提下，允许投资方在剩余部分的集体建设用地上，从事符合规划的投资、建设和经营活动。
在具体实施中，农户在保障自住的前提下，将空闲的宅基地退回集体，经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大会讨论并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后，由农户、集体和投资人签订三方协议，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方式转让其使用权。通过区分农民自用的宅基地与剩余的集体建设用地，顺利实现了“有保障的转让”。
在灾区，如果农户选择不流转宅基地，也可通过抵押获得融资。具体做法是，由农户与村组集体和银行签署三方协议，先将宅基地向银行抵押获得贷款，待新房建好并获确权颁证后，再将新的房产权证一并抵押给银行。
农户与集体在协议中须同意，在无法还贷的情况下，宅基地的使用权及其上房屋一同交由银行进行变现处置。而这种处置的实现，与“联建”一样，建立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基础之上，农房亦按照“房随地走”的原则进行处置。只要在抵押时留足自用，也不用担心所谓的“流离失所”问题。
突破农地制度变革的难点
银行对农房抵押积极性不高是因为处置变现的困难，农地抵押也是如此。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以及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颁布的关于“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规定，宅基地不能转让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
为此，沙县的做法是，当借款人违约时，由银行委托村委会收回、转售给其他村民，避免与现行限制流转的法律法规相抵触。此外，一旦出现风险，由承办银行和县财政各承担贷款本息的50%。这种政府财政兜底的做法，与成都由政府组织成立担保公司为农民贷款做担保的方式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