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集资的三种性质，引出了三种处理方式。按民事方式解决的，许多债务达到近百亿的企业重整成功，企业恢复生产。按刑事处分抓人查封企业拍卖资产的，结果都导致资产进一步缩水，最后不得不重判企业主以平息民愤。
立人集团民间借贷案是不是中国的“庞氏骗局”?柯达之类的企业可以“破产保护”，可中国民营企业为何只能“破产坐牢”或跑路甚至自杀?金融垄断是不是中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悲剧?如果民间金融阳光化，立人集团这样的企业会不会倒?民间金融的出路在哪里?近来民间借贷案层出不穷，怎样才能使悲剧不再重演?
2012年3月22日，《浙商》杂志邀请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院副教授唐吉平、浙江红叶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余鸿钧等专家与企业家，就立人民间借贷事件召开小型座谈会，以下为嘉宾观点：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 陈有西
让破产法成为企业重生法
——民间金融风险成因与出路
2011年下半年出现的沿海地区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家出走、自杀、被绑架，企业连续出现破产、倒闭潮。民间金融风险一直存在：丽水杜益敏集资诈骗案、东阳吴英案、安徽兴邦集团公司吴尚澧案、华伦控股公司破产重整案……只是去年经济不景气，集中迸发出来。
而此次，浙江刚曝光的温州泰顺立人集团案，债务22亿元，总额还在统计增加，当地政府也在寻求民事方式解决，董事长被监视居住，政府接盘处理。中国民营企业的金融风险，已经进入集中迸发期，亟需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研究对策，及时稳妥治理。
金融垄断的蝴蝶效应
上述情况与我们金融宏观调控的蝴蝶效应到此时集中显现有关。
2009年，国家开始宏观调控，连续提高银行准备金率，银行回吸存款，对房地产采取“搞死”的组合拳。一是土地抵押贷款停办;二是用计划经济手段干预市场，不准卖二套房;三是加征房产交易税。加上股市的政策性调控、矿业的安全性调控和环保性调控，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绝境。政府4万亿元投放时，民企受益很少。而宏观收缩时，民企首当其冲。国企向银行贷款出现坏账，其消化方式，是政府和银行埋单，作坏账处理;而民企向民间高利借款的消化方式，则用刑事手段打击平息民愤。
银行的逐利特征，使之往往在危机到来时成为加剧危机的重要一环。同时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导致借贷合同双方的地位实际上是无法平等的，优势和要约权都在银行一方。因此利率、贷期、抵押、担保条款，基本上都是银行说了算。只有接受银行的条件和期限才能够得到货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