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目前全国已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500多家，新设立“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2500家左右，但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富裕 化，仍然面临着农村金融支持与服务严重不足的现实挑战。农村唯一的政策性银行农发行至今受制于资本金严重不足，新农村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的 巨大金融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
丁建臣认为，由于制度缺陷和农村资金逆流，致使大量农村金融机构撤并，农村金融机构总量偏少，业务萎缩;农村金融制度设计存在缺陷，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农村地区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实力较弱，“离农脱农”倾向严重，金融服务能力有限。
丁建臣特别提到，在东北地区，农发行一般在春天向粮库放贷，要求当年11月还贷。而11月正是粮食集中上市交易的时间，粮价也最便宜。因此，农发行此举对当地农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
农发行总行指出，兰西粮库挪用粮食收购贷款1.7亿元，是由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体制机制和改革改制不到位。但农发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金融兼而有之的状况，对建立健康的农村金融体系究竟起到支撑还是破坏作用?
据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村信贷市场的供求矛盾长期突出。十几年来，农业贷款占社会总贷款的比例一直维持在较低水 平，农民2/3的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据测算，未来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投入资金20万亿元左右。由于民间资本的逐利性和高利贷取向，非金融企业抗风险 能力较弱，民间资金向农村地区的投入仍存在较大障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受限，平均1000多万元的人民币资本金很难做大做强业务，个人和企业法人股东 的资本投入回报要求过高，资金融通渠道狭窄，与其他同业合作联通机制远未建立。
据统计，金融危机后的次年，全国银行业共发放贷款近十万亿元，与十年间涉农贷款余额相差无几。虽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理论上是县域金融的主体，但基层网点撤并和人员安置遗留问题仍需善后。
丁建臣说：“农发行必须回归设立的初衷，即不以盈利为目的，为三农服务。商业性业务要控制，进而逐步退出，否则就是第二家农业银行。中国要把农业做好，需要一个政策性银行。这几年，农发行的改革，事实证明已经走入误区。农发行改革必须配合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设计，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解决土地所有权改革和农村资金逆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