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两年，在对小贷公司能否转化为村镇银行的政策上，浙江省政府的政策和银监会政策就产生了明显的冲突，银监会在开放村镇银行上过分谨慎，导致全国各地大量的企业在拿到小贷公司牌照后却迟迟没有开始营业。在温州上万亿的民间资本中，进入温州金融机构的民间资本仅20多亿元，小额贷款公司50多亿元，村镇银行更是仅为3亿元。大量民间资金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融通，因此，地下金融盛行。另外，长期的负利率政策和不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股票市场和混乱的理财市场，使得民间资本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成为民间借贷资金的重要来源。
《投资有道》：你的意思是，民间资金无法进入正轨金融渠道是地下金融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施继元：还有个原因就是对中小企业资金供给的严重不足。2011年上半年温州市“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情况看，22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89.8亿元、46家融资性担保公司贷款担保总额64.13亿元、6家村镇银行贷款余额34.87亿元。厦门市8万多家中小企业只有8000多家从银行获得贷款。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南京市工商联日前对500家民营企业进行一次问卷调查发现，有56%的民企老总认为融资难是当前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投资有道》：你认为银行也应在此次高利贷风潮中承担重要责任？
施继元：资金价格双轨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内银行业的一些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高利贷的蔓延。
由于民间借贷利率和银行存、贷款利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从银行贷款转借于民间借贷可以获得巨额利差。这种现象在浙江等地已经存在多年。地方政府官员、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由于资信水平较高，能够获得较高额度的银行无担保授信，因此，他们成为民间借贷的重要参加力量。部分地区出现民间借贷的80%的资金来自官员的情况绝非孤例。可以说，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已经成为一些官员理财的重要渠道。
另外，就我所知，浙江等地不少银行信贷管理人员充当资金掮客，与企业、个人及部分担保公司合作，导致大量信贷资金被套取流入民间借贷市场。温州人民银行的报告分析了温州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其中来自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的资金占10%，其规模超过百亿元。
《投资有道》：银行做法的不规范导致企业被迫到地下金融市场融资，这方面能否举个例子？
施继元：就以一般民企从银行贷款流程为例说明好了。首先，在申请中小企业贷款时，企业经常会被要求签订金融服务合同、购买理财产品等附加条件。其次，中小企业贷款周期过短，一般为3个月或6六个月，贷款到期后，企业必须先筹措资金归还贷款。由于企业资金实际上被生产经营环节占有，贷款通则又明确禁止借新还旧，因此，企业被迫从民间介入资金作为过渡贷款。目前，浙江等地的短期过渡资金的拆借利率达到月利五到六分。再次，银行存在诚信问题。企业贷款到期后，一些银行为能及时收回资金，往往承诺收回后再次贷款给企业，因此企业选择向民间高利拆借的方式偿还贷款。当银行没有如约放贷时，企业则陷入高利贷陷阱无法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