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璐是一个八零后的孩子。有一年暑假她要去上补习班，但因为没有手表而经常迟到。父亲从抽屉里找出好几块手表，但她不是嫌这个表盘太大，就是那个表链太土气。父亲叹口气说：“时代真是不同了，我们那会儿有块表就高兴得不得了。”
父亲林杰华当年上学的时候，全校唯一的一块钟表挂在传达室，全体师生上下课的时间都由传达室大爷敲钟的声音决定。林杰华参加高考那年，林璐的奶奶找同事借了块手表让儿子戴上，结果让林杰华激动得一夜未睡好。
林璐家的阳台上，至今还放着一台旧式缝纫机，一方粗布盖在上面，已经落满了厚厚的灰尘。这台缝纫机是当年林璐的奶奶从上海寄来的，千里迢迢运到济南费尽了周折。那时全国的物质供应都很紧张，林杰华在济南想尽办法也买不到一台缝纫机，只好请在上海的父母帮忙。缝纫机好不容易买到了，运送成了难题，因为上海规定缝纫机一律不准带出。林璐奶奶想了个办法，找了个木箱子，把缝纫机拆开塞到木箱子里，外面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没想到在火车站托运处过磅时还是被发现了，林璐奶奶只好上去说了一大堆好话，最终缝纫机才被“放行”。
如今这台缝纫机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很难再有用得上的时候。但林璐的父母舍不得丢弃它，在阳台上给它找了个安置的位置。那是一段岁月的印证。
那个年代的人们，不仅丝毫没有“理财”的概念，财富对于他们来说也犹如“洪水猛兽”。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有着“财富原罪说”的影子--为富者一般“不仁”。这种观念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文革岁月里登峰造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实，在那时大家都没什么财富，工资差别不大，谁也不会比谁多几个钱。中国人都在九级工资的体系下过着成色单一的生活，房子单位分、看病单位管，条件好一点的能买“三大件”，条件差一点的只能吃饱饭，但差别也仅仅如此。股票、基金是听都没听过的词儿，即便知道，也没人敢拿真金白银尝试，那会儿连把钱存银行，看着钞票变成纸上的白底黑字都不放心呢，还谈什么投资呢？
进入新世纪之后，陈婕大学毕业，结婚生子。孩子出生在一个绝然不同的时代。陈婕的婴儿时期，每次出行都是被绑父亲的背上，父亲骑着自行车；再长大一点，父亲在自行车后架上安装了一个座椅，陈婕坐在上面，唱着“我有一个好爸爸……”，前面的父亲就会骑得更带劲。
陈婕的孩子不会有这样的记忆。他出生时，陈婕已经购置了一套100多平米的住房以及一辆私家车。孩子出生前，陈婕与丈夫商量的是买什么样的儿童安全座椅最安全。中国已经敲开了汽车时代的大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拥有一辆车不再是一件新鲜的事儿，有些富裕一点的家庭甚至会有两辆：一辆轿车用于城区代步，一辆越野用于假日出游。2010年，北京的机动车已经逼近500万辆，为了治理日益拥堵的交通，北京交管局不得不出台从“限行”到“限购”的管制型措施，但即便如此，也挡不住城市家庭购买私家轿车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