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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铿:地方债是火药桶弄不好就爆发

2014-01-21 15:25:05
来源:你我贷

贺铿:地方债是火药桶弄不好就爆发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做客清华大学,以《经济形势与改革问题》为主题发表演讲,并授权凤凰大学问刊发,与读者分享。贺铿认为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缓慢复

贺铿(资料图)

贺铿:地方债是火药桶弄不好就爆发

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做客清华大学,以《经济形势与改革问题》为主题发表演讲,并授权凤凰大学问刊发,与读者分享。

贺铿认为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缓慢复苏,虽然速度很慢,但是不确定性因素不多,而中国经济遭遇下行压力后,虽然已经企稳,但是不稳定因素仍不少,甚至有金融危机的风险,“房地产泡沫最能引发金融危机。地方债、部门债是一个火药桶,弄不好哪一天就要爆发”。

贺铿提出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可总结为三类,广东发展模式靠特区政策和外资,别的省不可能有这个条件;西部大开发以及老工业基地振兴模式,靠的是国家财力的转移,也不可能去学;而浙江模式靠的是民营经济,最有推广价值。

贺铿,著名经济计量学家,中国经济计量学开拓者。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今天讲四个问题:第一,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第二,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转换思路;第三,三中全会传达的改革信息;第四,新型城市化应该在“新”字上下功夫。

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都在复苏

先说说当前国内外经济状况。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世界经济情况看一般会分析三个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个经济体首先是发达国家,同时他们的经济总量曾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3%。现在由于新兴国家发展比较快,发展中国家发展也比较快,目前的比例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还是占到61.5%到62%。只要把它们的情况分析清楚了,那么世界经济也就应该清楚。

中国的经济情况大家应该很清楚,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总体情况,我认为:一、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缓慢复苏,虽然速度很慢,但是不确定性因素不多;二、中国经济遇到下行压力,虽然已经企稳,但是不稳定因素不少。为什么这样说?

先看美国,他们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缜密的,是符合美国实际的,并不是一下就搞4万亿,而是慢慢分三次,每一次究竟宽松多少都计算到小数点后面。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近五年来经过三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经济的确稳中复苏,由金融危机时的零增长,现在已经达到3%,甚至3%以上,失业率由10%以上降到7%以下,他们今年有可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说明经济已经稳定了。

再看欧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欧洲经济一直不怎么好,主要原因是所谓的欧债问题,使他们的经济复苏不快。对于欧债问题,媒体所宣传的内容并不完全准确,实质是美国和欧洲争夺货币主导权。

欧元是1999年1月1日开始实行,在此之前世界贸易的结算货币有美元、英镑、马克、荷兰盾、日元。这五种结算货币中主要是美元,美元占72%,其他四种货币无一超过5%。也就是说,世界各国贸易有72%是以美元的方式保持增长,既然只有美元方式,那就只能买美国国债或在美国投资。换句话说,贸易盈余的72%由美国人使用,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欧元使用之后到2010年底,世界贸易结算货币美元下退到62%,欧元上升到25%以上,这对美国来说是很大的威胁。因此,所谓债务的评级,实际上是有目的的,是有意要对欧元进行打压。

欧债有什么大问题?吵得最厉害的就是希腊,希腊债务占GDP的220%,比美国高不到哪里去。日本的债务占GDP的245%左右,中国的债务全部算起来也不低,恐怕也接近200%。中国没有问题,美国没有问题,日本也没有问题,为什么欧债出了大问题,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就算希腊债务有很大问题,但是希腊对世界经济有多大影响?希腊的经济总量占欧洲27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不到4%,在世界经济总额中能占多大一点?影响不了世界经济。后来牵出两个经济总量较大的国家,法国和意大利。法国和意大利的债务不存在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当时的法国总统和意大利总统下台之后,两国的经济逐步稳定,经济稳定之后,欧元问题也就不好再炒作了。从去年开始,欧盟经济已经企稳向好。

再看日本。日本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如果大家关心世界经济问题,我希望对日本经济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1945年日本战败,还被投了两颗原子弹,应该说是满目疮痍,经过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增长速度在两位数左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应该冷静分析,日本作为第二大经济强国和我们今天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不是一个概念。日本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我们的人均GDP现在大概在第80位左右,我们人均收入也不高,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从科技水平来讲,日本科技水平的综合力量是很强的,而我们的科技水平是不够的。因此,从科技、国力、收入水平相比,日本是真正的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美国必须想办法把它打破,办法就是要日元升值。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被美国逼得日元升值百分之三十几,一次就让他失去30%。自此之后由两位数增长逐渐变成零增长,停滞将近二十年。由此我们要思考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有什么坏处。经管学院的老院长朱?基当时有一句话:“我人民币就是盯住美元。”他的思想今天看来也是对的。日元升值之后,二十年停滞不前,现在的日本值得我们关注。

安倍晋三这个人,从政治上来讲我对他并不感兴趣,但是他的经济思想恐怕值得我们研究。安倍经济学有三个体现,一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制造适度的通货膨胀。作为消费者,总希望物价低,但为了经济的活跃和发展,适度的通货膨胀是有利的。

克林顿时代的财政部长写过一篇论文,谈到“什么是最佳通货膨胀率”。他说最佳通货膨胀率肯定不是零,是2%好,还是3%好?格林斯潘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掌握在2%-3%之间。因此,克林顿当总统的八年,被认为是战后美国最辉煌的时期,他在财政赤字、负债累累时接手,到财政大量盈余交给小布什,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

第二个经济举措是扩大政府投资,类似于我们的积极财政。日本的积极财政也不是随便凭脑子一拍就搞个3万亿、4万亿,而是经过缜密计算的。它计算的结果是政府投资2267.6亿美元,而且还不是一次使完,分两次。今年1月11日公布了第一阶段计划,1170亿美元,如果这个实行得好,再执行第二阶段计划。这是做经济工作所必须的,不能脑子发热。

第三个经济举措是明确提出略贬值。为了实行日元贬值,央行行长被换了。这三个经济政策或者经济思想,我认为符合日本实际情况,因此日本今年经济肯定在3%以上,尽管第二、第三季度速度有点下降,但是总体上没有大波动。

这三个经济主体的不稳定因素很少,经济都在缓慢复苏。我认为复苏不可能很快,因为发达国家正处在经济转型期,而没有新的技术革命,就没有快速发展的可能性。

新的技术革命应该在酝酿当中,很有可能还会发生在美国。为什么这样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非常重视实体经济和科学技术,五年来有三个东西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智能产业悄然兴起。这几年机器人进入到家庭,也进入到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有代替员工之势,这将会改变生产方式。

二是3D打印技术。美国很重视3D打印技术,今年奥巴马签署的主要研究项目中,第一项就是3D打印技术。3D打印技术改变了加工思路,过去生产一个机器,例如显示器,每个零部件都由铸造、锻造、毛坯,然后精加工、磨、刨的程序,这是做减法。而3D打印技术则是做加法,把零部件设计好了,一点一点往上加,变成我需要的精度和大小,加工思路发生将巨变。

三是液燃气的使用。美国是使用天然气最多的国家,一半以上的天然气靠进口。液燃气中含有大量天然气,但是提炼需要高技术,这五年美国基本解决了这一技术。发生金融危机那一年,液燃气的使用还不到天然气使用总量的1%,然而到2010年,却达到20%,生产产量超过1000亿立方米。美国专家估计,再过十年,美国将有天然气出口,测算称美国的液燃气可以够他们使用100年以上。这样世界能源技术格局将发生大的变化。

这三项技术,有没有可能形成新的技术革命,值得我们继续分析和关注。如果无法形成新的技术革命,全球经济暂时只能缓慢复苏。

地方债是火药桶弄不好就爆发

中国长期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从1998年朱?基总理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那个时候适当积极我是赞成的,问题是到今天还积极就不妥了。

积极财政会引起两个重大结果:一是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GDP是一个蛋糕,一般把它切成两大块,一块叫最终消费,另一块叫资本形成。全世界各国的平均最终消费是69%,美国达到70%。我们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之前,最终消费占62.5%,实行积极财政之后,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到2010年降到4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将近20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是劳动结果分给劳动者的比例,劳动者的比例越来越少,资本形成的比例越来越多,如果这样搞基本建设,人们能有购买力吗?内需能起得来吗?所以会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

第二个后果,从政府角度来讲,积极财政是建铁路、修公路、修机场、盖房子、搞房地产,能做这些。这就使得我们的产业结构发生严重扭曲,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形成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这些产业都是上游产品,包括能源、水泥、玻璃、陶瓷、钢铁等等,不仅破坏了环境,而且把上游产品的价格大大提上来。水泥涨价、钢铁涨价、电解铝涨价、能源涨价,上游产能涨价必然会影响下游,也就是我们的消费品,因为生产消费品不可能不用上游产品,这就是今天出现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不会很严重。有的经济学家说会出现两位数通货膨胀,我说不可能。我的判断是成本太贵,劳动力的报酬不够,需求上不去。今天这种情况是“经济滞胀”,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情况是一样的。滞胀要解决,需要时间,它被经济学家看作是经济中的“癌症”,很不好治。如果让物价下去,经济增长速度更上不去,失业率更高;要解决失业率,把经济发展快一点,那么物价又要上去。

虽然经历了第三季度,经济已经企稳,再向下滑的可能性不很大,但是要恢复9%、10%这样的增长速度,三、五年恐怕难以达到。

解决这一问题只能用供给学派的思想,最重要办法是实行减税,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解决中小企业问题,很高兴新一届政府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不转变过去十来年的发展思路,还是这样的积极财政,还是搞4万亿的计划,中国的经济会出问题。

美国人说中国经济要崩溃,要硬着陆。我说不大可能,中国经济如果出问题,就是金融危机,所以我一直主张稳增长以防风险,也就是防风险比稳增长更重要。

金融危机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比较严重,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房地产,房地产泡沫最能引发金融危机。近二十多年,世界发生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没有一次不是房地产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房地产引爆的,二十年前巴西的金融危机也是由房地产引爆的,香港和日本出现的金融危机都是房地产引爆的。

我们现在的房地产价格肯定不是合理的价格,合理价格的房价收入比应该是4到6。所谓“房价收入比”,是一个家庭四年到六年的收入就可以买一套适合自己居住的房子。我们现在城市的家庭收入,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不到4万,我认为这个可能偏小,扩大一点,到5万,四年20万,六年30万。三口之家住100平方米不算奢侈,但现在100平方米的房子用六年收入买得下来吗?买不下来。我们的房价收入比现在是12左右,房地产商、地方政府和银行绑在一起,哪里出了问题,就会引发大问题,所以房地产调控不能动摇,但是也不能只调控那一下。我常开玩笑:房地产的调控只能温水煮青蛙,让它慢慢死。

二是地方债、部门债。我们的地方债、部门债现在有多少还没有搞得太清楚,国家审计署今年6月份向人大汇报,是15万亿到18万亿,几乎没有人相信,外国研究机构出现最多的数字是27万亿。就算27万亿,这个数字也不太可怕,我们有50多万亿GDP,问题在于我们的机制非常可怕。

很多人说中国的市场经济缺少诚信,我觉得没错,诚信是不够。但中国最没有诚信的是政府,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借债都没有想着要还债,有多少钱都敢用,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的部门债,刘志军搞铁路借了2.6万亿债,2.6万亿按照6%的利息率,一年要还多少钱?铁路的效益现在是很低的,也有很多地方出现了还不了利息的情况。地方债、部门债是一个火药桶,弄不好哪一天就要爆发。

三是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民间借贷,二是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民间借贷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规模有多大?国家统计局前年的下半年审计了746家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年终债务余额的50%是民间借贷,其中75%是短期借贷,少于半年,利息率都高于24%。很多中小企业借了债还不起,形成资金断裂,在温州、杭州、内蒙古鄂尔多斯都有出现。最近网上又说福建的钢铁商有四个人自杀,这都是信号。

我们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更危险,以4%到5%的利息率迅速发展,然后通过中介向需要钱救命的企业贷款,贷款利息率都高于24%,这些中介的办法更可怕。前些时候发生所谓“钱荒”,恐怕是这些银行需要钱救命。一旦出现问题,投资者想把钱要回来,但这些钱又大面积要不回来,银行就搞不下去了,这是一个信号。当然有的金融专家说这就是金融危机发生了,倒没那么严重,但它是一个信号。

因此我说中国的经济稳增长不是大问题,7.5%的增长今年绝对能完成。但是对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凤凰网独家稿件,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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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铿:地方债是火药桶弄不好就爆发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做客清华大学,以《经济形势与改革问题》为主题发表演讲,并授权凤凰大学问刊发,与读者分享。贺铿认为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缓慢复

浙江发展模式值得推广

要解决中国发展问题,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必须转变发展思路。李克强同志说得很响的一句话,就是要打造升级版。这当然是对的,但什么是“升级版”?我认为这个“升级版”不是一蹴而就的。所谓经济的升级版至少要有四个标志:一是增长质量是高的,是有效率的,不只是GDP扩大而已;二是劳动生产率有明显提高;三是能耗降低,污染减少;四是产品的质量提高,特别是食品。要达到这四条,唯一的途径就是要靠技术变革,靠科技,靠创新发展。

要真正做到创新发展,至少有七个方面要转变:

一是各级政府要转变执政理念,要把民生放在重要位置。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应该关心这个地方的就业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上学和看病等情况,如果这些都关心好了,GDP自然就上去了,GDP的创造靠企业,不是靠书记、省长、市长。省长、市长要把关心民生的问题放在第一位。

二是要改变半管制、半市场的政府公司化管理模式。“政府公司化”是我提出来,因为我在人大时,到好多省区调研过,每一个省书记、省长都很热情,但是我深深地感到各省的书记就是这个省的总裁,各省的省长就是这个省的总经理。对于微观经济,他们很清楚,管得很死,企业家没有空间。我跟发改委同志开玩笑说:“你们以为自己很聪明,可以把一切管得很好,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邓小平思想有毛病。因为过去都是你们管的,后来发现你管不了,还是要搞市场经济,所以他才提出这个问题。”

政府管理方式不转变是不行的,就拿调整产业结构来讲,我常常也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调整产业结构就像北方水平不够的家庭妇女揉面,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又加水,加来加去揉得不像样。你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就是这样吗?这种公司化管理模式必须转变。

三是要适时放弃积极财政政策,量入为出,做到财政平衡。借债过日子只是为了克服暂时困难所采取的措施。治国和理家没有两样,我常问哪个家庭过日子十多年都是借债过呢?没有。

四是要扩大内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不然只是空喊,百姓的收入一上去,内需就上去了。

五是要放弃土地财政,切实保住农民利益。我讲城镇化会涉及到这一问题。

六是要切实做好城乡统筹。我讲三中全会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是必须转变认识,有理论突破,这是一个大胆的问题。在理论上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我们一直把民营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所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直受到制约,要大胆发展民营经济。

小企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十分重要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美国的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7%,就业人数占60%以上,每年新增就业2/3是小企业解决的,70%的创新发明是小企业实现的。里根曾称小企业是美国经济制度的心脏和灵魂。

中国现在的小企业也占企业总数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附加值占国内总产值的65%左右,提供了85%的城镇就业岗位,上缴的税收约占国家税收总额的65%。此外,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小企业完成的。不发展小企业怎么行?社会怎么稳定?经济怎样增长?大部分人都靠它就业。

中国的发展模式总结起来有三个,两个没有推广价值。第一个是广东发展模式,靠的是特区政策和外资,别的省不可能有这个条件。第二种是西部大开发,包括老工业基地振兴,靠的是国家财力的转移,在那些地方安置国家大项目,这个也不可能去学。第三种是浙江模式,尽管现在有很大不足,但是它的发展过程和原因值得我们总结。

浙江的条件并不好,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山多,没有矿产资源,浙江的技术水平从高校到研究机构,比许多省都弱。但是现在它发展到31个省的第4位,靠的是什么?是民营经济。在地方国有企业改制方面,浙江比其他省早了五年,此后一心发展民营经济。浙江的发展很均匀,县域经济非常发达,收入差距小,全国城乡收入分配比是3.3:1,浙江是1.9:1。这充分说明要解决经济发展,要就业充分,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发展民营经济,首先要解决姓资姓社的问题,这次三中全会对这个问题总算基本解决了,提出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其次要坚持市场经济,营造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再次要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政府要减税,小微企业才可能发展起来,民营企业才能发展起来。我深信这次三中全会会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开创比较广阔的天地。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七个亮点和一个小遗憾

我认为这次三中全会至少有七个亮点,只有一个小遗憾。首先我来讲七个亮点:

一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过去提的是基础性作用,这不是简单的字眼问题。当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时,如果政府进行干预,政府就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现在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源配置实际上是生产要素的配置,生产要素市场最重要的是资金市场,资金市场过去完全受政府控制,如果在这个思路下,资金流转会慢慢停滞。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亮点。

二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本来《决定》说得已经比较清楚,但是更清楚的是7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的经济形势问题。他说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工作的重点要转变,要从过去冲在第一线招商引资、扩大投资转向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根本性转变。

有一个干部在江西挂职,后来他跟我讲,江西招商引资的办法就是JQK。什么意思?先想办法把投资勾来,这是J;勾来之后就圈起来,圈起来就不好跑了,这是Q;然后就慢慢K它了。政府要转变,要营造真正公平的竞争市场,而且要打破市场壁垒。市场壁垒很厉害,我作为一个湖南人,对湖北意见很大,我们湖南生产的香烟很受湖北百姓欢迎,几乎占领了湖北的市场,但是湖北有几个地方不让卖湖南的烟,也不让吸湖南的烟,这种保护就很落后。

这次《决定》有明确要求,宏观调控只能用市场法则,比如房地产调控,一弄就是限购、限贷,这有什么道理?我有钱怎么不让我购?我曾经跟有的领导说,如果我有钱,可以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买房,我在那边没有户口,也没有纳过税,当地为什么让我买,在北京为什么就不让我买?应该用经济的办法进行调控,所以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

三是首次提出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公有制经济中,对央企、国企怎么改革的问题没有说得很深入。

四是农村的土地制度有突破。肯定了两点:第一,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公开上市流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农民承包的土地农民可以自己处理,这与农民所有差不多;第二,保障农村宅基地用益物权。这样,农民对土地拥有的权利和利益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无产阶级,城里人至少有一套房是自己的。我说不对,中国至少还有9亿无产阶级,那就是农民。农民有什么?没有多少存款,宅基地也不能卖,要卖只能卖给村里人,自己劳作的土地、承包的土地也不是他的,农民没有什么财产。这严重阻碍了城市化,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利益和收入。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上市和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可以做银行担保、抵押、转让,是一个大的突破。

五是金融改革,这是我们改革35年来一直没有做过的决定。近几年的金融改革是错误的,一味进行人民币升值,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百姓意见很大,对于出口型企业影响很大。人民币升值一个百分点,出口企业平均利润空间就降两个百分点。浙江主要是外销型企业,因此就出现危机,除了美国、欧洲实行贸易保护,需求减少原因外,货币政策也是一个原因。

这种金融完全是受人控制的金融,没有形成市场。《决定》提出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在监管的情况下,社会资金就会聚集。如果有了民营银行,让它们慢慢壮大,与四大国有银行进行竞争,那我们就不怕垄断,金融改革恐怕是今后几年的重中之重。

六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决定》提出两点,一是放宽投资准入,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扩大竞争打破垄断。必须有非国有企业进行投资,倒逼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二是加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包括其它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改革探索新途径、新经验。不能小看上海自由贸易区,它的意义相当于35年前的深圳,深圳积累的经验为今天全国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克强在大连达沃斯会议上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第二季,故事将更加精彩。是不是精彩,就看我们的试点经验了。

七是确定了深化改革的决心,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是确定改革。我在人大做经济立法的时候就深有体会,哪个法与哪个部门有关,相关部门都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很难协调下来,特别是强势部门,比如财政部、发改委,都把自己的利益扣得紧紧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机构进行顶层设计,推动改革。

在我的记忆中,中央的领导小组也就是文化革命的时有个文革领导小组,一切都可以由它设计下来,只是它搞错了。今天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权力恐怕也不亚于当年的文革领导小组,所以它宣誓了改革的决心。改革有这个决心,相信会取得胜利。

但是也有个小遗憾,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没有进一步阐述。现在的社会主义从宪法到党的决定,一个根本是公有制为主体,认为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但是过去的十五年,央企和国有企业是跟着社会主义的目标,但达到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吗?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有个定义,他说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姓资姓社问题的改革过程中,有多次论战。邓小平有大智慧,他要把原来的定义否定掉,这是不容易的。邓小平有一次处理得最好,就是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说:“莫争论,发展是硬道理!”我不争,现在要发展。

改革如果不进行理论的综合,很难进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有七个感叹、一个小遗憾,这是我学习的心得。

新兴城市化不是集中于大城市而是发展小城镇

最后我讲讲城市化的问题。现在对于城市化的理解很乱,城市化是今后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这个判断是对的。但这一问题提出来以后,各地闻风而动,大有新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热的趋势,这是很令人担忧的。我讲六个观点。

第一,加快城市化是必要的。我国实际上的城市化率还不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发展,城市化速度也比较快,按统计局统计的数字,到今年,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53%,但这不是实际的城市化率。人口普查还公布了一个数字,现在的城市流动人口是两亿六千三百万,既然是流动人口,就说明他在城市里呆不下去,到处流动,没有城市居民的待遇,上学、医疗保障都没有,也没有自己的住房。如果把这两亿六千三百万减掉,城市化率不到30%,这怎么成为工业化国家?

邓小平提出到2050年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家认为韩国是中等发达,中国的台湾省也是中等发达,它们的城市化率都在80%,农村人口占12.5%。中国现在还只有35%的城市化率,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是95%,美国是97%,我们大量的还是农民。

第二,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产业,是做到人的城市化,以人为本。如果没有产业,城市是形不成的,产业要提供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让转移出来的农民找到工作。要千方百计摘掉所谓农民工的帽子,农民工还是农民,不是城市人口。

第三,新兴城市化方向必须重心向下,也就是说要发展新兴经济,发展小城镇,像欧洲人一样,缩小东西部和城乡的差距。李克强同志今年考察湖北的时候,看望回去过年的农民工,大家说一肚子苦水,他说:“我们要尽量让你们在家门口就业。”必须在家门口发展,不能老是发展北京、上海,到处说要造国际化大都市,哪有那么多国际化大都市?你看北京,修了六环,现在要修七环、八环,将来干脆把沈阳和石家庄都环进来,道路堵车严重,三天两天的雾霾,PM2.5吸入了多少,这怎么行?所以不能这样发展,必须要重心向下。

这个思想必须明确,这是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路。第一次技术革命形成了一个特大城市化特征,马上他们认识到这样发展不行,所以欧洲没有几个特大城市,主要是小城镇。他们当时提出的城市化思想叫田园化城市,很美丽,很漂亮。

美国也走过这条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西部和东部发展成特大城市,人口、社会资源向中部引,让美国的中部发展起来。日本把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日本的新农村建设搞了35年。

前些年,我去访问日本,他们统计局的局长要我去看承办冬奥会的地方。那个地方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乡,宾馆比我们好,冬奥会的设施比我们哈尔滨的好。哈尔滨我也去过,我们是举全省之力,甚至是全国之力,来办这个冬奥会,而日本的主要资金就是这个乡,国家也支持,这就是差距。日本农业现代化结果是农产品质量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农民的收入比城市居民的收入高12.5%,这跟我们是反过来的。

第四,坚决反对造城运动。老城市化就是造城,搞房地产,到处都是鬼城。现在问题都突出来了,这是不行的。习近平7月25日讲话谈到,最近调查12个省,省会城市规划了55个新城区,144个地级市规划了200个新城区,161个县级市规划了67个新城区,规划新城区的占地面积是老城区面积的一半以上,用地总面积上万平方公里,所以说坚决反对造城运动。

第五,农业现代化是城市化的前提。如果不同时抓好农业现代化,吃饭的问题解决不了。进一步城市化,剩余劳动力也会越来越少,只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走向城市。美国3%的人口养活了全国,靠的就是现代化的农业,所以一定要加强农业现代化,搞现代化农业。

我前年看了北大荒、佳木斯农场的情况,他们用现代化生产办法生产水稻,据说我们城里70%的水稻是他们提供的。一亩水稻亩产2000斤,一个农户承包120至140亩水田,开着小汽车到他承包的土地进行田间管理,育种、插秧、耕种都是专业化现代化。这些专业化的公司,也是民间的,不是国家的。我看了一个拖拉机收割耕作的家庭,他买了五台美国大型机器,花了600多万,我问他钱从哪里来?他说贷款,我问他还得了吗?他说还得差不多了。所以,要相信百姓的智慧和民营经济的力量,不要以为书记了不起。他们的路上有非常骄傲的口号:我们劳作在广袤的大地上,生活在现代化的城市里。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农民富不起来,多余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出来,城市化解决不了,城乡统筹发展也解决不了。

第七,现代化城市要消肿。消肿要用行政的办法,要用经济引导的办法,把社会资源、就业人口向下引,尤其是社会资源,大城市占的太多了。北京这样的城市不适合我们居住,但是我们不仅居住在这里,还有许多人要进来。为什么?社会资源太优越了,最好的大学、医院、科学家、教授都在北京。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人,他们可以不到这来,但他们的儿女还要来,所以这些人也要挤进来,千方百计在北京买套房子。必须要把社会资源向下引,工资政策、税收政策都要改变,现在的工资政策是很糟糕的。

我们要中西部都发展,只提一个口号,东部要更快发展,西部要大开发,中部要崛起。你光喊,喊不出来,要有办法,重要的是引导生产要素,引导社会资源合理利用,大城市还要完善城市功能,也有工作做。

这是新型城市化和老城市的不同,这七条只是我的观点。(编辑周东旭实习生胡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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