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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十四次离京【7】

2014-01-21 15:25:04
来源:你我贷

十二对合作化问题再度调查

一、1955年4月前,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

正当1955年1月毛泽东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邓子恢1月4日向周总理递送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去年十月间,中央批准全国各省办60万个合作社,下边积极性很高,将计划提到70多万个。现在看来,办好60万个都不容易,原因是县区干部几乎12个月都在做统购统销等工作,只有很短时间发展合作社。现在全国已办起38万个新社(老社尚有10万),大部没有立住脚。又赶上统购统销,农民抵触情绪很重,他们怕“归公”,所以出现普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例如,不积极沤粪积肥,大批出卖牲畜,宰猪杀羊,有钱不买生产资料,抢购不急用的商品,甚至修坟买棺材等等。必须警惕小私有者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动摇态度。报告提出:合作社运动转向控制发展,着重巩固。某些地方,完成计划力所不及,主动减低。避免统购和合作两种紧张碰在一起,引起更大不利于生产的现象。这个报告以《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工作简报(第一号)》发出。①

针对中央一些部门不断反映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问题,而毛泽东在外地看到、听到的与之不同。毛泽东开始并没有采取否定态度,而是有些怀疑。为了多了解真实情况,1955年年初,毛泽东提出:从全国每个省和广西自治区、每个专区选调一名军队干部;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武汉五个大城市各选调一名军队干部,集中到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一中队负责毛泽东的警卫任务,是毛泽东身边的警卫部队。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些身边警卫,接触群众,直接听到各地的真实情况。

1月10日,邓子恢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发出。通知中说:对合作化运动,不能盲目叫好。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基本完成或超过原定计划的,停止发展,转向巩固;离完成计划尚远的地方,在巩固中发展;计划过高,可以报请中央农村工作部批准,适当收缩;对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允许社数和社员户数合理减少。①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2月2日,华南分局向中央并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了《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中央3月1日发出了批复。

2月初,毛泽东指示卫士李家骥以探家的名义回乡搞调查研究,16日归队。毛泽东听取了他的汇报。毛泽东对他的汇报给予了肯定并且表示,等有时间,再详细听他汇报。让他先搞一个提纲,写一个调查报告,不但要有具体内容,还要有分析,有本人意见。②

3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全国粮食购销出现紧张局面。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通知》和《国务院关于春耕生产的决议》。《紧急通知》一开始就说:“目前农村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报。”原因之一就是“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③

这个《紧急通知》毛泽东签发了,他找邓子恢谈话,告诉邓子恢: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占农户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毛泽东认为粮食征购已经到了界限,征购任务是900亿斤,多一斤都不行,合作化也要放慢。邓子恢说,到今年秋后停下来。毛泽东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毛泽东还对谭震林说:到明年10月可停下来整顿一年。①

3月中旬,毛泽东听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汇报工作。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毛泽东与他们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②

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

25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电浙江,要求缩减农业合作社。这份电报写成后,邓子恢曾托陈伯达带回呈请毛主席审阅。为此,浙江减少了1.5万个合作社。③

二、4月初毛泽东南下视察

4月4日,中央召开了中共七届五中全会。

5日晚,毛泽东在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

6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了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革新成果展览。

当晚12时,毛泽东登上专列,准备去南方再实地看看农村情况。随行的有叶子龙、田家英、林克、徐涛、洪敏大夫、江青等。毛泽东拟经平汉线转浙赣去杭州小住几天,五一前回北京。因为工作原因,毛泽东没有让罗瑞卿、杨尚昆同行。

7日凌晨零时10分,专列离开北京,沿京广线南下。

专列经过石家庄,毛泽东找卫士李家骥谈话,详细听他汇报2月探亲搞调查研究的情况。

毛泽东边听边点头。当汇报到农村中的新富裕中农时,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连说:“好,你具体说。”李家骥举了他姑姑家的情况说:“她儿子今年当了干部,本来有粮食,却把它埋起来,在外边则放风说没有粮。”毛泽东插话:“这是我让你调查的重点。你们(指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如果把你们亲属的情况都了解了,就能掌握不少情况,就能对我们制定政策起很大作用。”

毛泽东问:“农村有多少这样的人家?”

“富裕中农,有一半以上是这种情况。”李家骥问答。

毛泽东问:“那一般农民呢?”

“一般农民中有一部分维持有余,有一部分缺少农具,还有一部分缺粮。”李家骥说。

“缺粮的能占多少?”

“在我走的这几个村中情况不一样,有的比例大,有的比例小。如有个村占比例大的是因为他们这里山坡地多,条件不好。”李家骥答。

毛泽东说:“对嘛,好坏不一样。这样分析对。”

这次毛泽东听汇报,连讨论用了一个多小时。汇报结束时,毛泽东满意地说:“总的看还可以,你基本完成了任务。回去后在这基础上(因李家骥只写了个汇报大纲)再加工一下。”

毛泽东后来对李家骥说:“现在你学会做事了,这次比上次搞得还好。这是个进步,我很高兴。你告诉大家,都要抓紧时间学习,学会搞调查研究,学会写调查报告,这是做好工作的基础和基本功。如果能学会这些我就放心了。”①

8日,专列到武汉,毛泽东住惠济路16号招待所。

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湖北省、武汉市部分领导干部李尔重、王海山、刘惠农、张体学等。

刘惠农回忆:这年春天,毛泽东来到武汉,我和张体学、李尔重立即前往拜望。那天,主席兴致勃勃,和我们谈了一会话后,就约我们同去院子里散步,叶子龙提着照相机为我们拍了几张照片。

翌日下午,刘惠农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握着刘惠农的手说:“你好嘛,交通部长不当了,当起市长来了,有什么打算啊?”

刘惠农说:“以前我虽然在武汉,但搞的是中南和长江的交通运输工作,对武汉的情况不很熟悉。武汉市的情况很复杂,工作面宽,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有,我没有经验,需要学习,边工作边摸索城市工作的经验。”

毛泽东点头道:“你过去在交通部门工作时,搞了一个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搞得很好嘛!现在做城市工作,也要做好!”

刘惠农说:“主席,关于武汉的城市建设规划,省委、市委多次研究过,现在我将主要内容向你汇报。”

毛泽东笑着说:“好,好。”

刘惠农知道毛泽东不喜欢长篇大论,也不喜欢照稿读。因此刘惠农简单扼要地讲了些。刘惠农首先汇报了武汉市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的状况。着重说明,经过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为把武汉市由一个消费城市变为工业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惠农说:为建设好武汉,必须办好以下几件事:第一,大力发展工业。以国家在武汉地区重点建设的骨干企业为主体,带动其他中小企业。第二,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尽快修通汉水公路桥和武汉长江大桥,使武汉三镇连成一片,京汉、粤汉铁路连成一线。第三,积极改造旧城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新城区。

武汉市民住茅棚、板棚的有相当比例,而且吃水用水困难,全市仅有两个小水厂,市区内仅一半人能用上自来水。整个汉阳地区没有自来水。解放后,政府建造新住宅区、抢修危房,逐步改善人民群众住房条件,还要尽快解决武汉市民饮用自来水问题。

毛泽东听到这里,说:“自来水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城市与农村不同,居民、工业都要用自来水,希望武汉人民都能很快喝上自来水。”

刘惠农继续说:第四,城市不光要建设,还要美化,应把绿化工作做好。

第五,城市要把大学、中等专科学校办好。实行普及教育,根据我国的现状,教育工作一是办好普通教育,二是办好业余教育。

毛泽东对这条很感兴趣,说:这条很重要,城市发展教育比农村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如学校比较集中,知识分子多。武汉市高等院校就有十多所嘛,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武汉市还应该多办一些大学,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安排到国家事业、企业单位,还要输送一部分到农村去,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业余职工学校应该大力提倡,我们许多干部、工人政治觉悟很高,但文化程度低,科学与经济日益发展,没有文化就跟不上形势需要。他们中一部分年纪较轻的可以送到大、中专学校深造,但大部分脱产学习也不可能,办业余小学、中学、大学是一个好办法。他们可以到这些学校里学习,摘掉文盲帽子、提高文化水平,更好地为国家的建设服务。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说:刘惠农同志,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来讲都是新课题,我们都需要学习,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学习国家管理、国家建设;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只有把国家建设好,人民才会拥护我们,人民政权才能巩固。武汉是一个大城市,一定要建设好,管理好。①

4月10日晚上,毛泽东到杭州,住刘庄。

4月11日,杜润生、袁成隆从杭州给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二办发出《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浙江省农村紧张状态确未平息,若干地区正趋向于高度紧张。由于过去工作基础好,工作有成绩,迄今尚未发生严重事故,但估计生产受影响是难免的了。

粮食方面,产量打高了,不少地方购过头,统销面过大(多者达百分之八十)和中农、贫农关系都很紧张。合作社发展过多,从去春2000多社,千分之六发展到目前50000多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参加农户达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有29个县),其中有一部分是好的,但因政策准备不够,问题很多,经济政策上很混乱;有一部分办不下去,办下去也办不好的。

由于粮食、合作两紧张,领导力量顾此失彼,拖得全盘工作有些被动。加上去年贯彻阶级政策不完整,主要的偏差是对团结中农有所忽视,这就加重了党和中农之间贫中农之间关系的紧张,不少的合作社,向政府要钱要粮,“中农不投资,贫农要预支”,坐吃山空。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了,新的生产秩序无法确立,拖下去,将会既脱离中农又脱离贫农,有使我党陷于孤立的危险,工作中陷于被动还是小事。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省委已有预见,过去已有一些措施,并正在进一步采取措施。下粮食之马,省内要决心做好合理销售,但恐需要中央予以支持,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销售计划恐不易保证。下合作之马,这是省内可以自行解决的。除全面端正自愿,互利政策外,这需要实行一个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即丢掉虚假成绩,集中力量巩固真实成绩,以免全面勉强维持,把力量分得四散,什么也办不好,使紧张局面拖延下去。①

4月11日下午,毛泽东爬北高峰。

当天深夜,罗瑞卿从北京打来紧急电话,向他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从最近获得的情报分析,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蓄谋破坏所致,并报告周恩来、陈毅率代表团将于两天后从昆明启程飞仰光。毛泽东指示在京的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得知飞机坠毁后,焦虑不安。他说:恩来还在昆明嘛,台北的电台就迫不及待报道他葬身海底了。真是司马昭之心,自我暴露而路人皆知。敌人越是要阻挠和破坏,我们越是要去开好这个会。当天,毛泽东吃了安眠药也没有睡着。他取消了所有活动,专候代表团出发的消息。①

4月1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曹县合作化运动情况的通报》。

13日夜里,北京打电话告诉周恩来,毛泽东在杭州取消了所有的活动安排,焦虑不安地专候代表团出发的消息。

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电话,谈总理去亚非会议事。第二天下午,刘少奇主持开会,讨论总理出席会议事。

14日早晨,周恩来一行从昆明出发,开始了亚非会议的行程。

当日下午,毛泽东在刘庄与卫生部副部长朱琏谈话。朱琏是13日午夜匆匆从北京抵达杭州,被安排在离毛泽东下榻处刘庄不远的一所招待所。

第二天下午,有关负责人就来通知她去见主席。在一小段等候的时间里,朱琏听了毛泽东关于针灸工作的一段指示的传达。

毛泽东说: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发展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7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在跟朱琏谈话的时候,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这本书是在3月23日送呈主席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①

15日晚上,朱琏被请去和主席一道吃晚饭。那天,一起用餐的人坐满了一张大圆桌,其中有江青、叶子龙、林克、田家英,徐涛和洪敏大夫,还有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周毅胜等。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也在座,但因为他已经吃过晚饭,毛泽东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边“观餐”。毛泽东的风趣,逗得大家都笑了。说说笑笑之中,毛泽东也很快了解各个同志的籍贯、姓名及职务。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些什么祝酒辞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他做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说:“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卫士送上一盘油烤馒头片,毛泽东指着推荐道:“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大家都尝尝。”随手夹了两片送给朱琏和洪敏大夫。

大家围坐一桌,谈话喝酒吃饭,都很随意,气氛十分融洽。有时一个话题,东一句西一句能扯好久。说到锻炼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他说:“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10分钟,第二天散步15分钟,第三天散步20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25分钟。我突破了医生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适应程度,不能作一般的硬性规定。”

他夹起一片猪肝,颇有些得意地放进嘴里:“医生不叫我吃动物内脏,说是增加什么胆固醇,我已经上了整整两年当了。今天开戒。”

他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夹起一片:“他们不叫林老(指林伯渠)喝鸡汤,说是外国出版的杂志上讲到鸡汤增加胆固醇。经过一段时间,又同意林老喝鸡汤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为看到外国杂志上说鸡汤不增加胆固醇。殊不知外国人是没有多少蔬菜吃的呀。中国医学上有的还把动物内脏用来治疗人的内脏病,常常用之有效。”毛泽东最讨厌的是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

吃完饭,没有马上散去。毛泽东不走,大家都不便起身。他悠然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边上有人说吸烟对身体有害。毛泽东笑了,并不把烟掐灭,只说:“吸纸烟,有了习惯,一下子戒不了,也不必太勉强,倒是应该吸少些,每天不要吸得太多,10支至15支就差不多了。中国的农民,从十来岁就会吸烟,工具是用木头自制的烟嘴,把烟叶装进去吸。从来就没听到过农民因吸烟吸死的。”

晚上近10点钟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晚间还要办公,请他先去休息一会儿。请了几次,他才动身。①

16日下午,毛泽东到西湖散步两个多小时,游览了“花港观鱼”、“苏堤春晓”等西湖景点。

17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上海。

18日,柯庆施向毛泽东反映,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了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搞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情况,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①

19日,专列途经济南,毛泽东派身边警卫战士赵桂来等几名山东籍卫士回家搞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农业合作化及农民在生产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晚上,毛泽东回到北京。

三、4月南下视察后,毛泽东改变了对合作化形势的看法

19日,邓子恢向刘少奇汇报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准备情况。

20日,刘少奇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会议定下今后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一)现在全面停止发展,秋后看情况再定。个别县、区、乡未办又有条件的,可个别试办。一区三五个,准备经验为以后发展打下基础。停止发展,是为了把现有社巩固下来稳定成绩。历来工作都是巩固一批发展一批,从巩固中求发展,西南、中南几个省,粮食任务不大,还可发展一下,但不要发展太快。

(二)要巩固几十万社,首先要搞好生产,帮助社解决牲口、饲料不足的问题,调整干部,保证社的增产,至少不减产,这是巩固社的基本关键。

(三)适当收缩,指发展过大的而言,如河北、山东、安徽、浙江、河南等,某些县份发展过大的也要适当收缩。

停下手来就可以巩固,否则可以巩固的也难以巩固。②

20日晚上,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农村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毛泽东问了问邓子恢出访匈牙利的情况,对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未置可否。③

21日,邓子恢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他说:我昨晚向主席汇报,分析形成紧张形势的因素有三:

(一)最为突出的,是粮食统购统销;

(二)城乡对私商改造太快太猛,因此造成城乡间“大通小塞”现象,要影响到近几个月财政税收,要影响城市的一些人们失业;农村中则也有一部分农民,特别是贫农,减少副业收入;

(三)更根本的因素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主要是生产合作)出了毛病。①

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观礼时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搞快点。他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农民办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但给合作社说好话的人不多。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柯庆施说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毛泽东认为,三四月份农村工作部的反映是发谣风。②

5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和邓子恢谈话。毛泽东发出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③

7日11时,周总理和陈毅开完亚非会议回京。晚上6时,毛泽东约周恩来、陈毅和全体政治局同志吃饭,随便谈了一下亚非会议的情况,决定在最近即向人大常委作一次报告。饭后继续谈,到10时散。毛泽东就当前农村情况和镇压反革命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并准备在月内约集党外人士谈谈。主席有意将人大代表组织下去看看,并发动他们提意见,为7月的第二次大会做准备。总理对警卫工作太严,限制了自由,提出了一些意见。④

9日晚,毛泽东又约见邓子恢、廖鲁言、李先念、陈国栋(粮食部副部长),周总理也在座。

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邓子恢仍坚持三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也不勉强,说:“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说,“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他还说:“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毛泽东的谈话,流露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自1955年初以来工作的不满。①

10日17时30分,毛泽东约十个党外人士谈话。

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前院接见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干部战士。

毛泽东说:“我要和同志们见见面,讲讲话。”“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光站哨,工作很单纯,如吃菜一样,不能光吃青菜,还要吃点辣椒。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工作,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

大家齐声回答:“同意!”

毛泽东说:“今后你们就是三项工作:一项是警卫工作;一项是学习,学文化;加一项调查工作。一方面回去看家,一方面搞调查,以看家为名做调查工作。你们为中央做点事,我通过你们和群众接触,你们要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真实地反映上来。”

毛泽东说:“你们对人要尊重,要尊重父母、尊重老百姓、尊重区乡干部。不要摆架子,我的学问不高,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不会高兴,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会高兴。所以不要向群众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毛泽东接着讲了调查的内容:“要调查生产的粮食、特产、花生、芝麻、烟叶,农民生活怎么样,粮食够不够吃,征购的情况,多了,数也数不完。还要了解干群关系好不好,农村干部民不民主,有没有强迫命令,打不打人。你们要尽量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

毛泽东谈到对当时农村一些情况的不同看法,他说:“现在有不少人说没有粮食吃,有一个是真的两个是假的。粮食部有五个干部说,老婆都骗丈夫,存着两千斤粮食说没有粮食。赵虎城他姐夫向他诉苦说没有粮食,赵在她家里住了两天后发现他有粮食。赵问他为什么哭穷呢?第一,叫了就是穷;第二,明年可以少卖粮;第三,人家都叫,一个不叫也不好。不要相信那些都叫的是饿着肚子的,顶多是百分之十是真叫没粮食。你们回家时,发现家里有粮食不要骂,心里知道就行了。要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征了过头粮,今后不要征过头粮,允许农民完成征购任务自己存粮食,变非法为合法。”

毛泽东谈到在当时农村反映强烈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讲了统购统销的五条好处:“第一,对农民有利,保证他们有粮食吃;第二,对灾民有利,不会饿死人。去年水灾有五千万灾民,重灾六分之一,其中四千万没饭吃,不统购统销的话,就要饿死百十万灾民。老百姓讲是百年没有的洪水,五千年没有的好政府,我看是五万年也没有的好政府;第三,对经济作物区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可以买到粮食;第四,对城市人民有利,我国有八千万城市人口,产业工人手工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可以统一由国家供应,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还可以出口换机器,拿些豆子出去,没有统购出口就少一些,统购了就可以多出一些,不能出得太多了,我们是一个缺粮的国家。”

毛泽东说:“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人多,有六亿,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三国刘备破曹操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们看过三国没有?”

大家一齐回答:“看过!”

毛泽东说:“三国我们可以看,现在我们就是缺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缺工业,缺现代工业,有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器、轻机器、细机器。”

毛泽东说:“你们团结好不好啊,团结起来,勤奋学习,调查,把工作做好。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也为人民服务。”①

16日,毛泽东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送审的、中央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稿上作了批示:

尚昆用电话〔问〕周、陈、彭真有无意见,如无,立即发出。

退尚昆于十七日发出,并立即印发给来京的各省市代表。②

通知中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于1955年7月初召开。在开会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将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乡村视察。这次视察的重点,在城市主要是粮食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浪费问题;在乡村主要是粮食统购统销、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问题。

在即将召开的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彭一湖1955年4月24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转给国务院的一封信,印发会议代表。毛泽东批示:

即送杨尚昆同志:请将彭一湖的信立即印发给明天(十七)到颐年堂的会的各同志。

各省市同志可能于十七日夜车或十八日早车回去。

小平修改的中央的那个通知(全国代表下去考察问题),亦请于明日印发给各同志。

彭真发给常务委员及常委一些工作人员及政协在京常委委员。③

彭一湖在信中反映了他的家乡所在的湖南省东部地区农村中的一些情况:

一、留粮点过低。1954年办统购的时候,由于给农民留下的粮食数量过少,使农民吃不饱,体力不足,生产情绪低,影响了生产,农民无力养猪,副业也受到打击。

二、定产量的问题。1952年查四定产的时候,由于对平地水田的产量定得过高,加之一九五四年雨水过多,实际产量降低,使规定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出现空额。统购时由于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使农民留粮进一步减少。

三、区乡干部作风问题。一些区乡干部遇事不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为了完成任务,往往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去执行,引起群众的反感。①

5月16日,应召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有关省、市委书记会议的同志大部分到达北京。毛泽东找他们谈话,为明天的会做准备。

17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谈关于胡风问题。

上午8时,毛泽东叫通知下午1时开会。

下午1时,主席,书记处,中央各副秘书长,邓子恢、廖鲁言、陈毅、李先念等及华东、中南各省,京津沪汉市委共30多人,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即所谓15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运动。

毛泽东首先谈了四个问题:

1.粮食紧张情况的分析和粮食工作问题。

2.反革命活动与镇压反革命问题。

3.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停、缩、发的问题。

4.民主人士(人大代表)下去考察问题。

各省、市都就此四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同意主席提出的方针。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的精神还是要发展(当然要巩固),而不是大大的收缩。

晚上10点散会。毛泽东和中央各同志意见,会议前后共三天,短促,重要,今后应经常召开。②

会上,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情况和发展计划。毛泽东提议,江苏要和浙江比赛,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于是,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等省的书记,在会上重新报上1956年春耕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些怨气,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谈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山东和浙江,本来被列为重点整顿的省份。这一次把山东作为应当发展的地区。浙江,属于后解放地区,按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的意见,也成为应当发展的地区。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他说:“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贫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毛泽东在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说:“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指从事盐、林、渔、牧、船、经济作物六业的人――《毛泽东传》注)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

毛泽东根据会上的一些发言,认为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所以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

最后他作出结论说:“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他并要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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